中國人的諾貝爾科學獎之路有多遠?

　　隨著本年度諾貝爾各獎項陸續(xù)揭曉，這一話題再次成為全社會議論的焦點。

　　數據表明，早在2006年，中國的科研經費就已經超過了屢屢摘取諾貝爾獎的日本，近幾年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長，科研的硬件條件不斷改善。

　　采訪中，眾多科研工作者都指出，要提高科研創(chuàng)新能力，光有經費和設備不行，其中關鍵一環(huán)在于“能夠讓科學家踏實坐下來干”。

　　科研管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一個真實的故事在科技界流傳甚久。

　　一個城市污水治理科研專項，要求用短短幾年時間，把五類水改善達標至四類水標準?！半m然愿望良好，但實際操作難上加難。污染一個湖也許只要幾年，但治湖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項目負責人為此絞盡腦汁。

　　這是一個尚未進入世界科技領先行列的民族在科研路上焦慮追趕的一個縮影。

　　2009年，空缺多年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頒給了扎根昆明的一批植物學家，四代科學家冷板凳一坐就是50年，捧出一本《植物志》，令無數人為之動容。

　　上個世紀60年代參加工作的北京師范大學化學學院退休教授金林培說，事實上，當年不少老科學家都有著類似的經歷，一項研究持續(xù)一二十年都很正常。

　　然而現在，國家級項目經費扶持的課題一般周期確定為5年，有人算了一下大致的時間安排：前兩年論證、申請和開題，后兩年總結、驗收、發(fā)表文章、推廣，中間只剩下一年，其間，還要疲于應付各個階段的檢查和評審。

　　“我們的科研管理太急于求成，總想立竿見影，今年給經費，明年就要見閃光點;頻繁的檢查、評估;還把成果與待遇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敝袊茖W院院士、著名凍土和生態(tài)經濟學家程國棟教授在一次會議上分析，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多數科研人員跟著指揮棒轉，太多的“突破、發(fā)現、國際領先”，造成學術界的浮躁現象，讓科研人員沒有靜下心來搞科研的時間。結果是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少，能達到國家一等獎水平的成果少，學術水平躋身國際前沿的頂尖人物少，使中國成為發(fā)表文章的大國，而不是學術、科技強國。

　　“馬克思不把大英博物館的地毯踩出一行腳印來，寫不出《資本論》;陳景潤不‘安、鉆、迷’，解答不了‘歌德巴赫猜想’;王選沒有18年每周工作65個小時的拼搏，引領不了現代中文印刷的革命?！背虈鴹澰菏扛袊@。

　　給科學家一點發(fā)愣的時間

　　同行的評審邀請、出國會議的行程安排、外校學生想來辦旁聽……一個上午，北京某高校的劉教授在辦公室里工作，卻不斷被推門進來的秘書或突如其來的電話打斷，平均間隔不超過20分鐘。

　　這就是一個科學家工作日里的常態(tài)。

　　劉教授一臉苦笑地說，在國內有很多雜事，而且很多事不是學生或秘書可以代替處理和參加的，以至于在國內的時間都是零碎的，被雜事和會議切割成無數塊，“根本無法靜下心來做東西，思路經常被打斷，心里也惶惶的，坐立不安?！?/P>

　　“科研需要‘發(fā)愣’。”最近幾年，中科院科學家田靜不斷推廣的一個論點讓人耳目一新。

　　田靜回憶，自己的老師、中國聲學界泰斗馬大猷院士就喜歡“發(fā)愣”。他經常見到老師在辦公室獨自發(fā)愣，“別看面無表情，其實腦子在飛速運轉”。

　　一個不能不面對的現實是，對于國內科學家，“發(fā)愣”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思考是科學研究的生命，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源泉。一個沒有時間思考的科學家，其科研能力必然會一點一點地枯萎。

　　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高抒教授對此進行了專門研究。

　　他發(fā)現，優(yōu)秀科學家的年齡與成果之間關系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他們在37~45歲達到生平最明顯的創(chuàng)作高峰;45歲~55歲則更多地擔負科學家的其他責任，如人才培養(yǎng)和科研管理、評價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成果數量的下降;55歲~65歲出現第二個創(chuàng)作高峰，他們在這一時期的成果往往是長期經驗的總結，具有精致化和學科內涵較為深入的特點。

　　高抒委員在今年兩會上提交的一份提案里發(fā)出呼吁，人才培養(yǎng)一定要注意年齡特征，要符合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對于處在創(chuàng)作高峰年齡的人員，管理層要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使他們全力以赴，獲得最佳的成果。

　　解放科學家呼喚“科研秘書制”

　　2002年，華中科技大學高教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教授到美國研究型大學波士頓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

　　到達的第一天，別教授很奇怪，對口聯(lián)系的教授始終沒有出現，一直是他的秘書帶著自己辦完所有手續(xù)。

　　隨后的觀察中，他發(fā)現這并不是特例，除非與教授談學術問題和私人交往，教授才會親自出面，其他事務都是他的秘書負責，直接與秘書聯(lián)系。

　　事實上，這位教授并不擔任院長、系主任一類職務，而且?guī)缀跛械目蒲腥藛T都配有事務秘書，專門協(xié)助科研人員負責跑腿、填表、組織協(xié)調有關活動、接待安排各種學術交流等事宜，這樣，科研人員就能省出很多時間專心從事研究工作。

　　震動之余，別教授這些年對此進行了一番專門研究。

　　他發(fā)現，在國內，目前只有達到一定的行政級別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而教學科研人員除了院士之外，不論成就有多大，具體事物都只能自己去辦理，沒有秘書協(xié)助。各單位配備的“科研秘書”又不具有服務職能，他們都是具有特定行政級別的行政職員，是科研人員的管理人員，他們不僅不直接為科研人員辦理具體事務，相反還要指揮或指導科研人員來辦理這些事務。這樣就出現了科研秘書管科研人員的“中國特色”體制。

　　“事實上，在科技發(fā)達國家，科研人員與技術輔助人員比例一般在1∶1以上。”別教授認為，科研不是孤立的研究工作，需要科學家和科研輔助人員密切配合，許多相關的事務性工作不應該占用科學家的科研創(chuàng)新時間。

　　“科學研究成為科研人員的‘獨角戲’，嚴重影響科研效率?！敝袊r業(yè)科學院兼職教授蔣建科認為，科研輔助人員是科研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他對科學家和技術輔助人員的關系有一個精妙的比喻：類似足球場上負責組織進攻的中場核心球員和他身后的中后衛(wèi)，一個中場核心球員往往最依賴于身后負責防守的中后衛(wèi)。中后衛(wèi)不僅讓他無后顧之憂，而且還能在轉守為攻時把球第一時間傳給核心球員組織前場進攻。

　　在別敦榮教授看來，要改變當前國內科學家“間接科研”和“非科研活動”大量擠占科研時間的現狀，不是所有的科研表格都不要填，所有的評審會都不要開，這需要精簡，但畢竟當前一些評判難以替代，對于該做的部分如何操作應該有新思路。

　　別教授為此呼吁，科研人事體制必須有所改革，應當為科研人員配備助手或秘書，設置專門崗位，讓科學家回到科研創(chuàng)新的一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