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diào)研制定“高校60條”

　　原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干部 吳畏

　　我今年81歲了，但在當年制定《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簡稱“高校60條”)的主要參與人員中，我是最年輕的。

　　1949年年初我到教育部工作，一呆就是30多年。這個文件的制定，是在當時教育部副部長蔣南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那時蔣南翔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校長，因此除了教育部的一批干部，清華大學也有一批同志參與文件起草制定。

　　1961年年初，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農(nóng)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一共60條。中央號召全黨大興調(diào)查研究之風。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全國各條戰(zhàn)線都開始制定工作條例草案，教育戰(zhàn)線是動手最早的。

　　3月，我們開始調(diào)研、起草文件，每天都要碰頭。蔣南翔抓得非常具體，調(diào)研怎么搞，這句話應該怎么說、怎么寫，他都會和大家仔細討論。當時，我們還在北京開了幾次座談會，不光清華、北師大這樣的部屬高校參加了，還聽取了一些市屬院校的意見。

　　文件初稿出來后，教育部派出了3個工作組，到北京、上海、天津各選了一所大學去宣讀，我去的是復旦大學。當時復旦大學的校長是蘇步青，他們對制定這樣一個文件都十分支持。

　　條例經(jīng)中央書記處討論，最后提交中央廬山工作會議通過。毛主席對此肯定地說：“這次總算有了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理解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建國之初，我們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學英美，后來又開始學蘇聯(lián)，這回我們自己制定了高等教育工作的管理條例，主席肯定是很高興的。9月，中央批準試行“高校60條”的時候，其他部門的條例還沒出來呢。

　　條例出來后，爭論比較大的就是關于高校黨的領導權力問題。過去講黨委領導，都是“一竿子插到底”，從學校到院系，黨組織包辦一切，一些知名專家擔任的院系領導沒有任何權力。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老師去上課，團支部在教室黑板上貼了條子：今天支部要開會。這樣一來，老師就不能上課了。

　　“高校60條”明確規(guī)定：高校黨的領導權力應該集中在學校黨委會一級，不應該分散，系的黨總支委員會保證和監(jiān)督系務委員會決議的執(zhí)行和本系各項工作的完成。對這一點，很多人擔心會削弱黨的領導。

　　對此，蔣南翔多次在會議上說，黨的領導不能是事無巨細，事事都插手、跑腿、批條子，這實際上是削弱了黨的領導，影響非黨人士的積極性，助長黨內(nèi)分散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校60條”改進了高校的領導制度，把非黨同志、專家教授的積極性都調(diào)動了起來。

　　教育部為貫徹這個條例又開了好幾個會議，高校普遍對這個文件是擁護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高校的教授還提出，希望把條例刻在石碑上，反映了人們渴望政策不變的殷切心情。

　　可惜的是，“高校60條”落實時間不長，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文件就被擱置了。等“文革”開始后，“高校60條”又遭到批判，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得到發(fā)展并充實了新的內(nèi)容。(本報記者　楊晨光 整理)

　　鏈接：試行條例高校達220多所

　　“高校60條”明確提出，高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zhì)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正確執(zhí)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等。條例發(fā)布后，受到高校廣大教職工的歡迎和擁護。1962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這個條例可以在全國高等學校中試行。1963年初，全國試行這個條例的高校達到220多所。

　　實踐證明，“高校60條”符合我國國情和高等教育辦學規(guī)律，為辦好社會主義大學制定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針政策，為高校的各項工作提供了比較具體的章法。“文革”期間，“高校60條”被批判為修正主義的“復辟綱領”。“文革”結束后，1978年10月，教育部發(fā)布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實行草案)》，是對“高校60條”的恢復，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修改，成為引導高校內(nèi)部管理體制撥亂反正的重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