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布2007年度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shù)為14.4萬人，其中自費留學12.9萬人。與1978年的860人相比，30年來，中國留學生的人數(shù)翻了167.44倍。從1978年到2007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shù)達121.1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shù)達31.97萬人……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年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出國留學生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全世界幾乎每7個外國留學生中就有1個中國學生。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shù)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1978年6月23日下午，正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匯報的鄧小平此言一出，有人歡欣鼓舞，也有人蹙眉心憂，更多的人，茫然四顧：遠涉重洋之路，究竟怎么走？

　　1979年，中國首次向美國派出了50名訪問學者?？墒?，這50個手足失措的年輕學者，連美國大學的門朝哪個方向開都摸不清。這時，大洋彼岸一群華裔學者如著名量子化學家潘毓剛等向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聯(lián)系學校、尋訪導師、確定專業(yè)……中國人中斷了30年的留學之路再次開啟。

　　同年，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攜他的“CUSPEA計劃”(“中美聯(lián)合招考研究生計劃”)回國，為中國送出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的廣州人李大西即是其中之一。30年以后，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李大西仍然感慨萬千：“當時，真的什么都不懂??！”

　　然而，此時，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走出國門仍然是一個奢侈的“精英夢”。也許，正因如此，這批當年的公派留學精英，都懷著一顆報效祖國之心，他們學成后，紛紛歸國，成為各個領(lǐng)域的領(lǐng)頭人。

　　1985年，在一批海外華人的推動下，“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方針出爐，讓自費出國留學成為可能。滿心喜悅而又不乏惶恐的求學者懷揣著借來的機票錢、兩手空空地登上飛往海外的飛機。一下飛機，他們便不得不將大部分課余時間交付于中國餐館的洗碗池中。

　　就在那年3月，上過山下過鄉(xiāng)并于高考恢復第一年考上大學的曾毅敏，因為有海外親戚的擔保，“興奮而茫然”地來到了紐約。她除了在餐館端過盤子，還在工廠縫過衣服……至今她仍記得那時囊中羞澀的煎熬，“走在街上，聞著面包店飄出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只好跑到麥當勞，悄悄拿起免費番茄醬，抹在沒有黃油的面包上……”

　　20年后，她在美國加州創(chuàng)造了著名的“硅谷神話”：她以650萬美元注冊的公司被思科公司以6500萬美元收購。

　　像曾毅敏一樣為“留下”而艱辛奮斗的留學生還有很多很多。只是，他們有的成功了，有的，還在漂泊。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叫“中介”的角色登上出國留學的舞臺。留學中介幾乎包攬了從聯(lián)系學校到出國簽證的一切事項，他們的“有求必應”和“無所不能”刺激了更多的自費留學生。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成了自費留學的新寵。

　　與此同時，一批高中畢業(yè)甚至初中畢業(yè)的小留學生也應運而生。有人說，他們縮短了自我獨立的進程，也有人說，他們制造了一堆留學垃圾。在1996年讀完高二便去新西蘭求學的彭錚認為，過早地離家求學，的確讓她迅速地成長，“但如果要我重新選擇，我會選擇讀完大學再出去。那種孤寂與無助相伴的成長之痛，起碼對我而言，并非一種財富?！?/P>

　　當人們擁抱新世紀的曙光時，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也完成了大學學業(yè)，開始了漂洋過海的旅程。只是，隨著中國經(jīng)濟大環(huán)境和各人家庭支付能力的增強，新一代留學生的故事里少了許多曲折和艱辛，多了許多選擇和色彩。他們的語言能力比上兩代人更強，性格更為開朗，他們也少了許多為生存所作的掙扎。

　　他們的口頭禪更多的是：“出國之后更愛國！”而祖國，也為他們準備了更多的機會。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留學生打算回國創(chuàng)業(yè)。

　　30年前的人們一定很難相信：根據(jù)教育部的最新統(tǒng)計，30年后的今天，我國已有121.17萬學子負笈海外，足跡遍及109個國家。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出國留學生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全世界幾乎每7個外國留學生中就有1個中國學生。